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最近一年，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怎么看待科技创新，怎么扶持科技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毫无疑问，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科技创新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扶持。
越是扶持科技创新，其成果就越多。美国、日本、韩国、巴西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无不如此。相反，对科技创新进行打压，就会严重影响这一领域的发展。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在热力学上的成就现在已举世公认，但他生前长期受到一些权威的攻击，说他的理论建立在无人见过的原子的基础上，不是科学。后来玻尔兹曼于1906年自杀身亡，给世界科学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提出非欧几何这一划时代的创新成果遭到当时一些权威的攻击，从而使其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就连伟大的数学家高斯由于害怕遭到打击和迫害，都不敢站出来公开支持罗巴切夫斯基。罗巴切夫斯基去世后很多年，才被人们认可并被赞誉为“几何学中的哥白尼”。有专家指出，像热力学第二定律和非欧几何这样最终被承认的成果是非常幸运的，而很多可能有价值的成果受打压后已被永远埋没了。
扶持科技创新并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首先，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据统计，科技创新的成功率不到10％，也就是说90％以上的创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失败而指责失败者的研究不是科学，这种做法无疑会严重打击科技创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要求，把宽容失败作为一种精神，同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创新、勇于竞争的精神并提并大力倡导，无疑非常英明。
其次，对于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要宽容。尽管很多科研成果能够根据现有的知识判断真伪，但仍有不少成果无法立即获得定论，而且越是重大的创新，就越超出当时的常识，检验一项科技创新成果的最终标准，只能是实践，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结论。牛顿关于光的粒子假说和惠更斯关于光的波动假说之争就说明了这一点。直到20世纪初，科技才证明光具有波粒二相性，两个假说都对又都不对，关于光的本质更深层次的研究仍是目前科技界的前沿课题。
第三，科技界要加强自律。科技界也不乏弄虚作假和勾心斗角。美国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背叛真理的人们》的书，专门对科技界的不纯洁现象进行了收集和探讨，并认为在当今科技界激烈竞争、成果至上的氛围中，从竞争到贪婪，从贪婪到舞弊，中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创立了微积分，但牛顿攻击莱布尼兹剽窃，并利用自己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职权处罚莱布尼兹。苏联时期的李森科事件更具有代表性，李森科利用政治手段严厉打击正确的基因学说，使苏联的生物遗传学的发展失去了两代人的时间。
第四，创新不能丢掉传统。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文艺复兴后西方形成的特殊知识体系才是科学，其他时期和地区形成的知识体系比如中医就是伪科学。其实，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在数学、天文学、农学和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都是世界科学的重要成果，这在世界科技史上早有定论。用这一错误的标准衡量科技创新，只能打击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处理创新和传统的问题，应当像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指出的那样：发展创新文化，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
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由于科技创新需要科学家对事物具有高度的敏感和执着，因而他们往往在心理上通常显得比常人偏执和脆弱。科技创新如同艺术创作一样，也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比如，相对论的创建与爱因斯坦息息相关，甚至有人说如果爱因斯坦受到打压甚至迫害，使他失去了创新的兴趣或条件，那么相对论的问世就会推迟很多年，并且具有爱因斯坦风格的相对论永远不会问世。因此，我们对科学家要多宽容，多爱护。
为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我们一方面要像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加大在资金、政策，特别是社会环境上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需要科学家提高自身的修养，需要科技界建立一种既可防止科研不端行为，又有利于创新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