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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埔军校学员中，刘烈仁三读黄埔的经历不一般——1939年4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十四期第七总队炮1队(广西宜山)；1941年4月，毕业于中央陆军炮兵学校炮专普通科第七期(贵州都匀)；1942年6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炮兵研究班第一期(贵州独山)。

“我从1987年开始，就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但他几乎没有跟我讲过打仗的事情。”刘勇说，爷爷虽然是一名军人，但他从军只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1945年抗战结束后，刘烈仁便放弃军官职位，回到乡里，担任饶平第二中学数学教员。

“我们家的祠堂很大，祖宅也不小，应该是属于比较富庶的家庭。”刘勇介绍，“而且那时候爷爷已经结婚，奶奶当时已经怀有身孕。”

刘勇认为，爷爷当年放下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家人，远赴广西上军校，最大原因应是当时日寇侵华，热血男儿要从军杀敌，保家卫国。历史记载，1937年开始的两年间，日寇出动近四百批次战机，对潮汕地区展开疯狂空袭，并在1939年6月占领汕头等地。

“按照爷爷的专业水平，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军界，应该说有很大的前途，但是他却选择解甲归田。”刘勇认为，爷爷返乡教书，也不只是为了自家温馨生活，而是他认为战后教育可能对国家更需要。“实际上，他心里还是想着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事情，他认为需要他时，他还会站出来。”

1949年初，刘烈仁顺应历史潮流，加入了东江纵队，参加了广东当地解放战争，并在解放初期任中共广东省军管会干事，发挥个人专业优势，从事工业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

就这样，刘烈仁这位黄埔“研究生”将后半生奉献给了乡村教育工作，桃李芬芳。刘勇说，受爷爷影响，父亲刘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担任过多所学校校长，姐姐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从事教育工作。

刘勇认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的实践方式。“不管是上军校、上战场，还是当教师，对爷爷来说都是爱国的方式，对我来说，办好企业，用科技服务社会发展，是我爱国的方式。”在广州科技园，刘勇创办的科技公司一楼展示厅内，数百份专利证书挂满墙，这就是这位黄埔后人的爱国方式。(完)

据刘勇介绍，在中国抗战最激烈、最艰难的时期，爷爷曾先后担任炮兵十六团少尉排长、中尉测量官、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十九期炮兵队上尉区队长、广东绥署高炮营上尉副连长等职务，投入抗战一线。

在刘勇的记忆中，晚年的刘烈仁常常会翻一本英文词典，每天坚持收听英文广播，了解科技前沿，给孙子讲科学故事。在爷爷鼓励下，他考取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应用电子专业。

“刚干几年，可能爷爷觉得新中国更需要搞好教育，他又放下了一切。”刘勇介绍说，1952年，爷爷回到汕头隆都中学担任总务主任，兼数学教研组组长，后来又去了澄海苏北中学担任英语教员，一直到离休。

青梅竹马韩漫下拉式“我爷爷是黄埔军校炮兵研究班第一期的学员，可以说是当年的‘最高学历’，但‘从古知兵非好战’，爷爷其实不喜欢打仗。”黄埔百年之际，黄埔军校学员刘烈仁长孙刘勇向中新社记者介绍，当国家需要时，爷爷会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和平年代，他更喜欢教书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