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少萝操

近年来，考古成为大陆热门议题，全民对于三星堆、良渚遗址、南越文王墓的关注度陡增。多档以考古和文物为主题的节目、纪录片，让许多考古学者被公众熟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唐际根便是其中一位。

自离开大陆，李济在台学术声誉日隆。1949年，他创立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训练职业的考古学家成为其志业。20世纪70年代初，就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臧振华在学生组织服务，第一次见李济是邀请这位系主任做演讲。

臧振华在其文章《李济与殷墟发掘：一个学术史的透视与省思》中写道，李济成为杰出的考古学者，是“偶然”与“必然”两个因素结合造就的。

臧振华与唐际根相识多年，唐曾撰写《两岸学者的殷墟情结》一文，详述两岸学界对于殷墟考古的合作，其中多处提及与臧振华的接触。从1990年伊始，臧振华开始往返两岸，也曾多次到殷墟发掘现场。他回忆，有一段时间，两岸学者互访很密切。甚至一度，臧振华发现在大陆看到李济名字的概率比在台湾还高。

极品少萝操今年是杰出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李济逝世45周年。臧振华最后一次见到李济是1979年7月末。赴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前，前往位于台北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宿舍与老师告别。临走前，李济叮咛“早去早回来”。8月初，抵美不久的臧振华在燕京学社得知了老师过世的消息。

臧振华谨遵师嘱，博士毕业后便返台任教，如今是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台“中研院”研究员。他与老师李济的学术交集一直延续。近日，中新社“东西问”记者在臧教授指引下走访台北多处，找寻李济的踪迹。

李济去世后，张光直、李光周等人承其衣钵继续在台从事考古研究。而在大陆，李济好友、殷墟发掘主持人之一梁思永与李济学生、考古学家夏鼐等人，也从没忘记这位故人。1959年，在他们多方斡旋下，李济夫妇曾于广东珠海与其留在大陆的儿子李光谟见过短暂一面。

1943年，李济曾在四川李庄写下《远古石器浅说》。他在文中判断：中国的史前文化考古人前途无量，文化起点向前推进必然让国人增强民族自信心一百倍。“这些话完全是高瞻远瞩。”臧振华认为，随着文物不断出土、考古方法不断更新，人们愈加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的形成。中华文明史被两岸当代考古人不断推前，这是毫无疑问的。

1979年8月1日，李济病逝于台北温州街。他当年居住过的寓所早已退还给台大，按图索骥却无迹可寻。据传，李济的藏书及书信手稿在李光周去世后，流落至书摊。

抵台后，李济于1955年接任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不论是殷墟展览的介绍，还是供参观者翻阅的书籍，都能频繁读到有关李济对史语所、对殷墟文物保护贡献的文字。

该所的历史文物陈列馆的展陈，被誉为全台“最值得参观的展览”之一。一楼的殷墟文化展区存放着史语所耗时九年、共15次发掘的几乎所有文物，占陈列馆总库藏量七成。从青铜器、石玉器、车马器到甲骨文，这一研究型博物馆全景式呈现商代文明脉络。台湾“中研院”原院长胡适曾说，许多外国人“看了这些3000年前的殷墟石刻，才知道他们那时还是小孩子似的”。

李济字济之，1896年生于湖北钟祥，22岁赴美留学，是首位在美国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华人，192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26年，他主导山西西阴村考古遗址发掘。20世纪早期，中国的考古工作被西方地质学家及传教士垄断，西阴村考古是首个由中国人主持的发掘项目。李济也因此被学界推崇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1982年，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在时任系主任、同为考古学家的李济养子李光周主导下，改名人类学系并沿用至今。该系人类学博物馆位于台大椰林大道旁，馆内墙壁上印着系所第一届毕业生师生合影，李济与他的得意门生张光直、李亦园、宋文薰、陈奇禄都在其中。

以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为中心的温州街、罗斯福路、汀州路一带，是台北知名的二手书店、书摊聚集区。尽管纸本书出版荣景不再，导致传统书店发展式微，“温罗汀”仍是台湾文人墨客寻找善本古籍的好去处。

“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时，我曾受邀去大陆。大陆学者也来台看文物，参观考古现场。后来，两岸希望通过共享史料来延续学术上的交流。”臧振华说，张光直先生一直强调“在台湾做考古必须要到福建去”，台湾的考古学者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前往大陆。

所谓“偶然的机缘”，臧振华认为，李济早年赴美攻读心理学专业，后改修社会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回国后一心投入中国人类学研究，但“因缘际会”受邀踏入考古领域，领导了西阴村发掘。

史语所迁台初期，随研究所一道而来的文物、图书一度被搁置。在陈列馆尚未启用时，这些青铜器、石刻、甲骨文被安放于“李济纪念馆”中。直至2002年陈列馆开幕，文物得以向公众开放参观。

有台湾学者认为，这位曾经的考古学“掌门”来台后已然失去了醉心的田野，令人唏嘘。但臧振华却不这么认为，“虽然真正认识李济的学者越来越少，但年轻一辈都能体认他对考古研究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现在考古学的规模。”

1948年，李济当选“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迁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济的身影至今“仍未消失”。

“必然则是源于他的纯粹性，对于坚持关怀国家命运和历史研究的个人特质。”臧振华说，西方学者来中国考古，主要目的是为搜刮文物，“李先生认为，你找我合作可以，但东西不能运到美国去，我们就是做纯粹的研究。”

本科毕业后，臧振华继续在台大念研究所，并在二年级修上李济开设的“殷墟专题研究”课。臧振华认为自己很幸运，一方面是在李济暮年多病时还能亲聆教诲，“课程快结束时要写读书报告，他把我们叫到温州街的家里。大家排队，一个接一个地进房间，他仔细点评每个人报告并提出修改”；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的女友、如今的夫人担任李济助手的关系，“这让我跟李先生更熟悉一些”。

陈学祈推断，这应是从李济家中“传”出来的，“我印象里在书店还见过李济的手稿”。斯人已逝，温州街一带，李济曾在此生活的痕迹难觅，但周遭仍留有其藏书、墨宝供后来者寻找、追忆。(完)

历史文物陈列馆对面的台湾考古馆共有两栋建筑，前栋建于1958年，是“中研院”最老的建筑之一。1979年，研究所为纪念李济对考古学的贡献将其改称“李济纪念馆”。

两年后，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与甲骨文学家董作宾等人主持的殷墟发掘震惊世界。这一发现使殷商文化从历史传说变为有据可考的信史。此后，李济的名字便跟殷墟紧紧连在了一起。

曾任台“中研院”史语所副所长的臧振华对中新社记者说，在大陆时期，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的启蒙者、领导者，他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念、现代考古方法带入殷墟发掘。“但真正对于文物的整理研究是在台湾做的，包括殷墟陶器的研究、古器物专刊的出版、倡导台湾重建中国上古史研究。这些成果和方法对大陆考古学者也有启发。”

“接触仰之弥高的大人物，当然诚惶诚恐。”臧振华回忆，当时李济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去了之后，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看到的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演讲当晚，他来学校和同学见面态度非常温和，甚至是嘻嘻哈哈的。大家的印象也完全改观。”

记者来到知名旧书店“旧香居”，工作人员陈学祈从手边拿出一本已泛黄起皱的奖助金论文《仪礼乐器考》，作者是台湾知名戏曲及民俗学者曾永义。他在封皮上写下：济之先生教正，学生曾永义敬呈。

1928年起，李济与同侪领导的15次殷墟发掘推动中国考古学走向科学道路。96年后，河南安阳殷墟都城遗址旁，一座科技感十足的全新考古专题博物馆在2月迎来第一批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