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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看来，无论形式上的“新”和“旧”，“形象工程”背后对应的问题大多还是“老生常谈”的“老病灶”。因此，各地既要及时辨别、查处各种披上“新马甲”的“新形象工程”，也要更加重视通过案例的剖析，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制度的源头为“形象工程”彻底堵漏。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根治，避免治理一茬又来一茬。特别是在当前各级政府都强调要过“紧日子”，要把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的大背景下，更要重视这方面的制度、机制建设，真正让“形象工程”不敢上、不能上——哪怕它不断“变种”。

《扬子晚报》文章称，现在，多地倒查“新形象工程”，可以让那些因制造“新形象工程”而拍屁股走人甚至高升的官员出出汗，甚至可能还会因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而流流泪。更重要的是责任前置，加强对“新形象工程”的预防。这就需要通过法制化、制度化，让民生工程的规划设计及实施，都要事先征求当地群众意见，甚至要召开听证会，工程到底可行不可行，让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群众说了算。

该文还提到，这些“新形象工程”是如何上马的？项目决策程序上有没有问题？建设中有没有猫腻？都将随着倒查工作的深入，一步步揭开面纱。做好追责、问责工作，让“拍脑袋”决策、“拍桌子”立项付出应有代价，让党纪国法成为不可碰触的高压线。

《湖北日报》评论文章指出，从严从实做好“倒查”工作，就是要揪出这些假民生工程，撕掉一些空虚的城市名片，挤出数字化建设中的水分，让“新形象工程”显出原形。此外，还要顺藤摸瓜，牵出从项目规划、申报到立项、建设中一系列存在问题的环节。

《深圳特区报》文章称，要真正铲除“新形象工程”的土壤，仅靠倒查和叫停当前的问题项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挖其背后的“老病根”。“新形象工程”不过是“新”在什么名目、什么借口，其实背后的动机乃至驱动机制与过去的那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该文梳理道，把成果留给自己，把烂摊子交给下任，几乎是所有形象工程的通病。“新形象工程”的形成及其负面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变化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一意孤行的决策者、执行者都脱不了干系。厘清相应的过错，不放过一个责任人，是从源头改变“重重拍脑袋决策，轻轻拍屁股走人”“调任即上岸”现象的根本之道。

就此，《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称，“新形象工程”在诸多方面的变异性，令是非、功过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也更容易掩人耳目。在涂上“民生工程”“乡愁工程”“争做网红城市”等“保护色”后，一些地方的主政者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急功近利、贪大求全、任性盲干，不仅令所谓的“民生项目”空洞化、空心化，违背了群众意愿和利益，也给地方发展造成种种陷阱和隐患。倒查“新形象工程”，为的是放长视线，更为深刻而彻底地揭破“新形象工程”的画皮，使其彻底暴露在阳光下，更为的是全面查实和清算责任，令问责和整治更为公平公正。

羊城派评论文章也表示，无论“新”“旧”，“形象工程”能够上马，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同小异。比如，几乎任何的“形象工程”都涉嫌滥用公帑，这就需要强化财政预算的绩效管理，从源头增强公共财政使用上的规范。此外，“新”“旧”“形象工程”往往都与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相悖，只有切实避免“一言堂”，完善重大项目的事前评估机制，让决策真正回归科学，才能最大程度压缩“形象工程”随意上马的空间。更重要的一点是，优化干部考核机制和重大项目终身问责机制，让决策者告别侥幸心理，真正对项目和工程的长远效果负责。

双泬pics其中，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宣布开展“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新形象工程”问题集中整治，聚焦2016年以来新建或投入使用民生项目、乡村振兴项目、文旅项目、基建工程、数字系统、党建设施、党性教育培训机构、离退休干部康养基地等，督促主管监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重点排查纠治劳民伤财“造盆景”、违规举债建“地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盲目上马、民生设施建设烂尾闲置、人居环境整治“刷白墙”等突出问题。

该文提出，“新形象工程”的形象是“新”的，病根却是“老”的，即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政绩观和考核机制。因此，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将民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长远目标纳入考核范围，是防止“新形象工程”死灰复燃的关键。同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要真正让业界专家、人民群众成为政府决策的参与者、监督者，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意见征集等方式，确保每一项重大工程的立项都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符合实际需求，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另外，必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于那些无视民生与民声、盲目决策导致公共资源浪费的官员，必须严肃追责，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应。否则，倒查多少年，都很难起到惩前毖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