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叮当与失去的宝藏不少人对当前的假期调休不满，表示这样调来调去，并没有增加假日总数。在清明和五一假期调休后，连续几个星期“双休”都变成了“单休”，假期前后上了三个“六天班”。

这就需要切实落实《劳动法》，保障双休制度实施，限制直至完全禁止用人单位占用周末加班和大小周制度，保障加班费足额发放，保障年假婚假等假日足额放假。

而要显著增加国民休假时长，尤其需要在带薪休假方面有更多可见度、更多标志性进展。这需要相关部门更多地了解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及其员工在带薪休假上的顾虑和难处，针对难点和痛点开展工作。

比如，西藏的“藏历新年”和“雪顿节”，广西的“三月三”，还有云南、新疆、内蒙古、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公共假日。今年，四川凉山的“民族团结进步节”“火把节”“州庆”和“彝历新年”，合计甚至有16天。

事实上，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其他地方同样有自己的传统和需要进一步弘扬的文化。这就为增设假日提供了珍贵的文化基础和共识。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依照此规定，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公共假日上都有独有的公共假日。

公共假期和所有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那么，除了调来调去，我们的假期还能怎么休？这无疑已经成为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公共议题。

因此，在考虑增加全国统一公共假日数量的同时，如能将《办法》规定有所扩展，使得我国更多地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增加其独有的地方性公共假日，无疑将有效缓解当前统一休假时间和空间的聚焦效应，推动旅游消费的健康发展。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受限于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普遍强制设置更多的带薪假期，企业更是缺少主动。此时的公共节假日，无疑就扮演了为劳动者休息权利“兜底”的角色。

我国11天公共假期其实不少，与法国、意大利等国持平；但我国5-15天的法定带薪休假，总体时长不占优，结构上还有改善空间，且在推进落实层面也仍存在问题。这些差距，也就是可以改进的空间。

与此同时，在全国统一的公共假日基础上，也可以一地一策地探索增加公共假日存量的可能性。可供参照的是，当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

当然，在这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也要为公众和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主体多元化，休假政策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合理，获得更广泛的理解与接受度，一步步切实提升公众的假日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共节假日和带薪假期普遍存在差异。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节假日普遍较多，带薪假期则明显不足。

2008年，我国“黄金周”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取消了五一“黄金周”，增设了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小长假。一年的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总数，也从114天增加至115天。

此后，为了解决“黄金周”空间和时间双集中带来的“集中休假”难题，落实贯彻带薪休假成为重要选择。但由于假日制度牵扯到文化民俗、理念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承受能力等方方面面，以至于我国带薪休假落地过程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