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开放，多交流，建立制度保障，让优质文化资源“流向”更多人——这也是此次学术活动中，多位研究者和从业者提及的“美术馆生态”长期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新美术馆学”是此次论坛的一个关键词。提出这一概念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主任王璜生在演讲中提到，新美术馆学研究关注空间与人的问题，而这些理论研究最终要落实到为“大写的人”进行服务。

尤洋赞同让美术馆走向基层的观点，在他的观察中，基层社区往往更开放，文化资源的流动性更强。“如何让美术馆变成一个流动性的空间，收集、消化优质文化资源，再输出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中，更好地实现美术馆的‘论坛’功能，这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美术馆需要考虑的问题。”

活动结束后，民建北京市委会(下称北京民建)文化委员会主任、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陈工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缺乏研究实力的美术馆如果选择与高校或研究机构合作，能达到“三赢”的效果，即美术馆、研究机构、观众三方受益。“专业研究机构能系统性地梳理藏品，不仅有利于研究，也有利于教育，便于美术馆从观众需求出发，做展陈设计以及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另外，调研发现民营博物馆“公共服务意识强”，却苦于资金不足而导致展陈、馆藏、学术研究有局限。而民营博物馆及中小型博物馆对联展、交换展“需求强烈”，也乐于交流馆藏。因此，调研团队建议，鼓励非国有博物馆“抱团发展”，建立相关机制促进资源均衡分配。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员、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副秘书长葛秀芝认为，美术馆、博物馆是知识生产的高质量输出场所，经过研究与教育的转化，知识触达的受众群应该更广。“从这个角度来说，美术馆应该‘曲高和众’。”

王璜生说，现在美术馆从业者常常谈论“从殿堂走向论坛”，比如着眼于一个特定的社区，跟当地居民联动，以艺术为媒，去建构人们跟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情感记忆。

“如果说博物馆更多的是通过展现‘历史’来传播知识，美术馆则更加重视‘当代’。因为艺术创作往往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进行前瞻性的表达。”王璜生说，“美术馆人要保持初心，不断为观众提供新的思想激荡，促使新的审美产生。”

尤洋表示，据2020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民营美术馆有近千家，按照专业美术馆的标准，同时具备典藏、研究、阐释、教育这四项基本功能的美术馆却寥寥。仅“典藏”一项，就能难倒很多民营美术馆。对此，他认为，民营美术馆可以培养“文献化”意识。

樱桃宝藏库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作为博物馆大家庭的一员，美术馆如何通过教育和研究活动，以艺术为养分，为民众提供精神滋养？18日，多位美术馆从业者和研究者相聚北京中华世纪坛，探讨如何让优质艺术资源流向更广泛人群，让美术馆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新坐标。

“比如，把一场展览的内部文化逻辑梳理成一份文献，它是不是能变成研究的对象？又比如，美术馆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个个moment(瞬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将这些瞬间转化成研究文献？另外，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内容可以催生很多文本，这也是一种文献化的方式。”

谈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艺术学院副研究员王聪丛说：“美术馆诞生之初，是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艺术属性的教育机构而存在的。所以，从馆长到研究人员，美术馆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不应忘记，自己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此次活动中，尤洋是唯一的民营美术馆代表。他曾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副馆长、UCCA集团艺术总监，现为X美术馆馆长。同时，他也是民盟北京市委会创新发展委员会委员。

“对于很多民营美术馆来说，培养自己的学术研究团队确实有困难，我们可以一步步来。比如X美术馆，未来有条件了，会建立文献中心，聘请研究人员。我们也可以开放藏品，和高校合作进行研究。社会资源永远是流动的，我们应打造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平台，让人们平等地享受优质文化资源。”

陈工介绍，北京民建文化委去年开展“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功能，营造博物馆之城文化氛围”专题调研，组织多位专家走访了北京市内20多家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2023年8月发布《北京市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陈工与课题组同仁结合这份意见，为北京建设“博物馆之城”建言献策。其中有不少建议与此次学术活动中的嘉宾观点不谋而合。

此次调研中，陈工直观地感受到一些民营博物馆的困境。“比如平时去参观，可能连讲解人员都没有。预约了再去，也许是馆长亲自来讲解，他能讲清楚某个展品是怎么来的，但是，它的具体工艺、美学价值和文化背景，可能连馆长也没法很细致地讲解。对于观众来说，博物馆是否吸引人，第一就是看它是否有好的展陈和讲解，其次看它是否能开展好的公众教育活动。如果研究力量薄弱，导致教育功能不强，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就下降了。”